消除“三公”消费转嫁须从制度入手

　　据审计署近期发布的《中央部门单位2012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公告显示，转嫁会议及出国费用并非个案。公告称，在中央部门单位2012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中，教育部部本级将4个会议的14.41万元支出转嫁给下属单位，将3个会议的18.61万元支出转嫁给其他单位;住建部将1个因公出国(境)团组的2.03万出国费用转嫁给下属单位。
　　我国“三公消费”一直是舆论关注的话题，但时至今日，却仍是一笔糊涂烂账。老百姓从来不知道到底“三公消费”有多少。毋庸置疑，“三公预算”下降是好事，也让舆论和公众发出了赞扬声。即便是各部委公开的“三公”预算经费，公众也并不是都能看得懂。当然，公众看不懂，恐怕才符合公布者的“期待”。更有甚者，这似乎成了一种“乾坤大挪移”的游戏———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了一种集体选择。更要命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表面上，“三公经费”下降了，实际上却一点儿也没有降低，受到蒙蔽的只是公众。此时，再出现“三公经费”转嫁实在让人五味杂陈。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和政府“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如果不对政府和官员行为进行制约，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猫腻”。“三公消费”的泛滥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而且丧失民心，影响极坏。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深层原因在于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约束。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官员讲排场、讲阔气、公车私用都会成为丑闻。而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更严重，可能下台。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舆论诟病之外，官员从来都是我行我素。在笔者看来，这才是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普遍现象的重要诱因。
　　从根本上说，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普遍现象与预算缺乏透明和公开、细化有关。要避免这种现象，还是要依靠制度上的转变，保证公共财政支出的阳光化。这不仅要控制公务活动的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更要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活动，提高行政效率。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普遍现象是与民众期待和社会潮流相违背的，有必要正视之。
　　更何况，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普遍现象让预算执行打了折扣，同时也在消解着审计的“药效”。事实上，审计具有预防、揭示、抵御三大免疫功能。但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们，审计署披露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普遍现象，这充其量只是发挥了审计的揭示功能，而预防和抵御的功能没有得到体现。笔者建议，应发挥审计的责任追究的功能，否则，很有可能让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为潜规则，从根子上消解审计的功效。
　　防止部委转嫁会议及出国费成为潜规则，还必须健全社会监管体系。要想避免“三公”预算降低成为虚假现象，惟有引入民众监督，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