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挑战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2013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欧债危机走势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债务悬崖管控结果的不确定性。第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第四，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第五，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的不确定性。

　　首先，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11月27日，欧元区的财长会议就希腊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突出体现在希腊加大结构改革力度，推进整体改革的政策承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上，欧元区决定接受希腊债务在2020年降为GDP的124%，决定向希腊拨付尚未拨付的440亿欧元救援资金。同时决定，要对希腊的债务进行回购。在这些措施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欧元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共识，2020年，希腊的债务可持续性为其GDP的124%，而不是120%，这样在目前这个阶段，避免了对希腊官方债务的硬重组，但是决定也作出了另一方面的妥协，就是两年之后即2022年，希腊债务的可持续性要达到110%，大家可以看到，从124%降到110%，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国际社会和希腊都要作出重大的努力。我们期待着希腊的债务重组和债务回购能够在最近几天完成，从而落实欧元区财长会议的决定，向希腊尽快拨付440亿欧元救援资金，稳定希腊，帮助希腊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

　　同时，欧元区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解决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不确定性问题。欧央行在8月份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也就是在欧元区成员向欧洲稳定基金提出政策救援要求，并接受稳定基金的政策条件以后，欧央行将无限量地在国债二级市场对该国的政府债券收益率进行干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稳定欧洲资本市场至关重要。但是问题的不确定性就是现在西班牙是否会向欧洲稳定基金提出救援申请，并且接受金融稳定基金提出的政策条件。

　　当然，另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意大利总理蒙蒂宣布辞职，使得国际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我们希望意大利的政局能够尽快稳定，从而为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金融稳定作出贡献。同时，西班牙也要尽快就是否申请金融稳定基金的支持做出政策决断。

　　关于美国的债务悬崖问题，刚才赵小兰女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两党还有奥巴马总统正在进行最后的政治博弈，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真诚地希望美国能够尽快就这个问题达成政策决议，能够使美国的经济在复苏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从而能够实现G20所确定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方面要解决好原布什政府的免税政策到期后是否持续的问题，要解决好从明年1月1号开始的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决策问题，而且这种自动削减，是非国防性开支和国防开支各占50%。同时，还有一个去年8月2号，经过反复博弈达成的16. 4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问题，到了今天，美国国债已达16.37万亿，非常接近上限。我们期望在圣诞节之前，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国会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能够对债务悬崖问题进行有效地管控。

　　第三个不确定性的问题，就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坦率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整个G20政策协调力度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10年4月，G20多伦多峰会确定，201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要比2010年削减一半，但是目前来看，即将到来的2013年，美国和日本是无法实现多伦多协议的政策目标的。现在的挑战就是国际社会如何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的框架之下，就短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和中长期的财政整顿目标的一致性达成共识，这是对美国、日本这些发达经济体的挑战，同时，也是对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挑战。

　　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已经实行了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还包括货币的扭转操作。就总量而言，第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1.72万亿美金，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6000亿美金，第三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无限量的，每个月美联储购买400亿美金的抵押债券。但是在其中美联储推出的扭转操作，也就是买进长期债券，卖出短期债券，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到期，这样就有美联储是否推出针对购买美国国债的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讨论。就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全球性溢出效应来看，确实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反映出不同的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美国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恰逢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的过热程度方面有所反映，所以，当时大量的游资形成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很大冲击，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观察，因为它既有推高全球流动性的问题，也有对资金流向影响的导向分流的问题，所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及影响，我们要根据实际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金融监管政策，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执行的不确定性，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决定自2013年1月起，在主要经济体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内容是分步提高核心一级资本的充足率，分步提高资本的总充足率，同时，又加大了预防性的资本空间。这个协议的制定主要针对西方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弊端，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政策措施。不久前，美联储宣布美国无限期推迟巴塞尔协议Ⅲ的执行，欧洲方面一方面批评美国不应该无限期地推迟巴塞尔协议Ⅲ执行，同时，他们也在讨论是否有限期地推延巴塞尔协议Ⅲ执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就在于中小金融机构执行巴塞尔协议Ⅲ的实际承受能力和中小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因为主要针对西方金融体系弊端的巴塞尔协议Ⅲ，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推迟实施，势必对新兴市场国家形成挑战。

　　第四，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在世界经济相对低迷的情况下，石油产品也好，大宗原材料产品也好，其价格总的走势应该说是下行的，但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对石油产品价格有着重大的冲击。目前中东的乱局、伊朗局势确实对石油价格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可能随时导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调整，而这种调整肯定是石油价格向上的调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页岩技术的突破，页岩技术突破导致页岩气生产大幅度增加，而这种趋势的变化，对石油价格是下行的影响，所以，在技术创新情况下，大宗原材料产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第五，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流动性方面，就资金的性质而言，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常所说的大量的流动资本，这种资本主要是通过证券投资来追逐高额利润的，任何风吹草动，对这种资金流向的变动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所以，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下，2013年，国际资本的流动肯定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跟大家特别探讨，就是绿地投资，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向的问题。关键就在于美国在页岩气技术的突破，有可能导致美国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向美国的回流，这又和奥巴马总统所提倡的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方向是一致的，因为大企业同样是追逐利润的，而作为主要原材料的页岩气价格的低廉和使用程度的方便，肯定会对美国重化工业的投资意向产生影响，与页岩气的开发相关联的制造业的投资意向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技术创新、技术革命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我们必须充分地考虑，再加上中国的企业正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整体利用外资一定会向更高的质量、更高效益的方面发展，就数量而言，在2012年上半年，中国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力度的加大，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在2012年将会接近我们吸引外资的数量，证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企业家的投资意向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这是可喜的。

　　总之，以上五点是2013年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肯定要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之中，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同全球经济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一枝独秀，但是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前进，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应对方针，十八大给出了明确的方案、蓝图，就是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规模和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政策措施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艰克难。为什么要攻艰克难？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攻艰阶段。刚才佐利克先生和赵小兰女士都对比了30年前他们来华时候的感受，感受到中国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今天的改革更艰巨，今天的开放要有更宏伟的思路，就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使中国人民受益，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为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此文为朱光耀副部长2012年12月12日在“央视财经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