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出于政治考虑

    巴曙松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接受本报专访时说：美国找错了替罪羊
　　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６０００亿美元，中国的顺差只有４００亿美元，即使通过人民币升值全部消除中国对于美国的顺差，也并不能扭转美国的贸易格局。
　　在刚刚结束的Ｇ８会议上，决定立刻全部减除１８个重债穷国４００亿美元债务。美国财政部长斯诺ＪｏｈｎＳｎｏｗ预计，中国政府将在未来５个月内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而美国的参议员们则宣称，如果中国不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美国将对中国实施制裁。
　　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为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巴曙松。
　　“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出于政治考虑”
　　《华夏时报》：格林斯潘近日表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即使如此，美国为什么依然向中国施压，个中玄机是什么？中国应该警惕什么？
　　巴曙松：美国的政治家似乎认为，通过促使人民币升值，就可以缓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２００４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６０００亿美元，已经占到ＧＤＰ的５．５％。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趋势还会继续。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任由其贸易逆差无限度的扩大，即使美国这样拥有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等，目前的这一贸易逆差格局也是难以持续的。
　　美国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从而扭转国内储蓄持续低于国内投资的格局。这显然要经历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调整的痛苦，可能还会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这样，美国政治家的回避内部经济调整矛盾的一个选择，就是推动美元的贬值。如果完全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化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问题，美元至少要再贬值３０％－４０％。这同样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实际上，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以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从客观上说，这是美国积极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华夏时报》：中国的处境和上世纪日本经历的“金融陷阱”有没有可比性？
　　巴曙松：同样是汇率，同样是升值压力，不能不使人把现在的中国与当年广场协定前后的日本进行对比。里根时期，美国同样遇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压力，最后是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位日本的汇率专家在与中国专家讨论当年日本错误的汇率政策导致泡沫经济的痛苦历程时曾经总结说，日本在汇率政策上的一个教训是，不要低估了美国的影响力。
　　这一次美国似乎找错了替罪羊。以中国目前的有限规模，人民币汇率即使大幅度升值，对于美国的贸易状况的改善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６０００亿美元，中国的顺差只有４００亿美元，即使通过人民币升值全部消除中国对于美国的顺差，也并不能扭转美国的贸易格局，更何况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双方的贸易更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中国出口的大量廉价劳动密集型商品也极大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福利。
　　“中国只是整个价值链中的一环”
　　《华夏时报》：美方的单边行为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欧洲等国也跟进并采取类似措施？中国政府和企业会如何对这种外部压力选择缓解压力的措施？
　　巴曙松：应当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贸易摩擦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以中国快速增长的外贸，以及对外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对此，还应当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只是整个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全球经济运行的整个价值链来考察贸易失衡问题。
　　同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时，主要是行业协会等发挥十分灵活的作用，中国目前则主要依靠政府机关的参与，显得缺乏回旋余地，因此，发展行业组织十分重要，特别是在贸易摩擦当中。
　　《华夏时报》：您认为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升值时机？
　　巴曙松：央行在体制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份推出的利率市场化、５月１８日推出的跨货币交易以及即将推出的做市商制度，还有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改革方案已经基本上尘埃落定，金融方面大的条件基本具备。
　　随着中国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面推进，我们推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目前的问题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中国何时调整汇率，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主要是在考虑经济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的均衡基础上作决策的，同时在中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承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