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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趋势，中央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四年来的实践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取得这一成绩，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正是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冷静抉择，牢牢驾驭经济全局，引领着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与以往的宏观调控相区别的是，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更加市场化，更多地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保证了国内经济没有大起大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评价这轮宏观调控时认为，虽然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但政府的调控方式越来越成熟。
最近一段时间，为控制CPI的增幅、投资增速反弹以及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一家国有银行公司业务部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因为货币政策的导向，这家银行不断优化调整信贷结构，执行“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一方面，保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合理正常的资金需求，加大对自主创新、节能环保企业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
市场方式熨平波动
“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这次宏观调控要比前几次做得好。这次宏观调控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就是有保有压，并不是限制所有部门、所有方向、所有地区的发展。”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方向选择印象深刻。对于应该支持的部门，比如农业、服务业，就大力支持其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也是采取政策支持发展。以前讲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贷款的闸门，一个是土地的闸门。从去年开始，又把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任务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又多了一个环保和节能降耗要求的准入闸门。
2003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未根本转变。出于对国内经济可能出现过热趋势的判断，央行2003年率先发出紧缩信号，出台了旨在控制房地产过热的121号文件。其后，中央政府在2004年4月以整顿江苏“铁本”为开端，启动了行政性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通过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期间，中央政府还在外汇体制方面大幅改革，采取了加大浮动、渐进升值同时培育外汇市场的战略，既保证了出口的继续旺盛，又逐步完善了汇率市场，使人民币逐步走向均衡汇率。
2006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又重回货币和财政政策。今年，央行又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发行央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法定利率等金融政策频频推出。
目前这些措施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结构调整正出现积极变化。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高位趋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增幅回落3.9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关系初步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
同时，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工作部署，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的趋势。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关停小火电551万千瓦，淘汰水泥行业落后产能约500万吨，关闭小煤矿2811处。出口增速开始回落，进口增速稳中趋升，8月份，我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2.8%，比1至7月大幅减缓48.1个百分点。
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四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最新预测表明，中国经济今年增速将超过11%，可望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世行、亚行近日分别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预测提高至11.3%、11.2%。
“目前，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增长，总体处在良性发展的轨道，并且一些指标趋于优化，可以说宏观调控成效显著。”周天勇表示，首先，国民经济良性快速增长。GDP上半年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5个百分点。虽然增速偏快，但有其良性的理由：一是，这样的增速是在多年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之上形成的，并没有引起电力和交通等的全面紧张；二是，近年来的国内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物价保持了相对稳定；三是，国民经济跨年的动态增长波动幅度很小，实现了快速但又稳定的增长。
其次，近年来年消费物价平稳。虽然近期CPI增幅较高，但主要因猪肉等农产品供给短缺所致，这类少数产品供给不足引致的涨价可以用进口、调用储备等方式平抑；另外，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价格上涨刺激生产，经过半年的周期后，供给将会增加，价格将会下降。整体上，CPI不会恶性上涨的理由是，国内消费需求依然相对不足。此外，为减少收支顺差和平衡贸易，国内CPI还面临紧缩压力。
再次，在劳动力供给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巨额劳动力得以就业。“十五”期间，在消化“九五”国企改革和结构转型职工再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城镇每年净增劳动力(除再就业的)就业836万人，2006年城镇净增劳动力就业979万人，而2007上半年全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员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0%。
第四，宏观经济比例和经济结构开始优化。上半年，投资增速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而消费增幅却提高了2.1个百分点。从投资与消费各自增速的消长势态来看，国家采取的加大低保力度、加大教育投入、加大农村投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直接增加消费和财政转移溢出消费措施的效应开始显现。同时，从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看，第三产业的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从投资增长速度看，中部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增长速度，而西部增长速度更是高于东部增长速度1.6个百分点。
宏观调控与改革相互促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比较深的层面，涉及到很多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要把中国的现代化继续推进下去，还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坚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如果社会生产力不发展，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就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但是，这个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是整个民生的改善。要注重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发展要惠及所有社会成员。在这里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要不断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关系的博弈愈加复杂，因而宏观调控面对的环境愈加复杂。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保证调控意志得到良好贯彻，成为考验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不少专家认为，要保证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完善、加强体制改革。
“产权制度、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和国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已经在不断深入，下一步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上。”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分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一方面在改善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另一方面在于建立完善的城乡社保体系，目前四亿城镇居民中，养老保险仅覆盖1.8亿人口，医疗保险仅覆盖1.6亿人口。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它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改革将会更多地涉及到既得利益者。”周天勇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一直在致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制度、计划体制和金融体制都在深化改革。今后改革的重点，一方面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的重点则在于财税体制的改革。